康百万(清代河南富豪家族)

康百万，是明清之后对康应魁为首的整个康氏家族的统称，其庄园位于中原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因慈禧的册封而名扬天下。康百万家族，上自六世祖康绍敬，下至十八世康庭兰，一直富裕了十三代、四百多年。

明朝初期，康家先祖从山西省移民河南省，在巩义市（今巩义市）康店镇洛河边安家。为解决温饱，康家先祖在南洛河岸边开了一家小饭馆。寒来暑往，小店逐渐成为河洛一带知名的客栈。后来，客栈所在地被称为“康家店”。到第6代的康绍敬，又介入盐运业，康家渐渐发迹。清康乾时期，第14代的康应魁进一步把商业版图拓展到棉花、布匹领域，并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家临洛水、黄河之利，组织船队，转运商品货物，靠漕运在山东省、河南、陕西省、江浙一带经商，开启了康家“富甲三省，船行六河”的财富格局，康家进入其最鼎盛时期。清末，十七代庄园主康鸿因向清朝捐资100万银两，被人称为“康百万”。

康百万庄园是中国三大庄园之一，与山西晋中乔家大院、河南安阳马氏庄园并称“中原三大官宅”，被誉为豫商精神家园，中原古建典范。1963年6月，康百万庄园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康百万庄园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康百万庄园被授予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名称由来

据史料记载，当年八国联军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慈禧带着光绪帝逃到了西安市，后来在返回的途中经过巩义市的康店镇，康家掌柜康鸿猷慷慨解囊帮助了困境中的清政府，并捐赠了一百万两白银，慈禧太后感叹道：没承想，这山沟里还有百万之家。于是“康百万”的称号也就被后世流传了下来，康家的庄园便成了康百万庄园。

说法一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被迫携光绪皇帝和一小股军队逃离首都。1901年，他们一行逃至巩义市，此时这帮人已是山穷水尽。在这危难之际，康家掌柜康英奎雪中送炭，向慈禧一行捐献了百万两银子，因此，获得了“康百万”的称谓。

说法二

所谓“康百万”是由于当时的庄园主康应魁两次悬挂“良田千顷”的金字招牌，土地商铺遍及山东省、陕西省、河南省三省八县，而被称为“百万富翁”。后来，慈禧太后逃难西安市，回銮北京时，路过康店，康家出钱监工修造黑石关，县城、官殿行宫和“龙窑”，花费了100多万两银子，又向清廷捐赠白银100万两，慈禧说不知此地还有一个康百万富翁。从此，“康百万”这个皇封就广泛地传开了。

历史沿革

康百万家族又称河洛康家，明洪武年间，其始祖康守信由洪洞县迁至河南巩县康店镇定居。之后，康家在此辛勤耕读，经商传家，家族渐渐兴旺发达。历明、清两朝近400余年的发展，康家渐成中原巨富，被老百姓称为“中原活财神”。清末，十七代庄园主康鸿猷因向清政府捐资100万银两，被人称为“康百万”。此后，“康百万”成为河洛康家重武器，康家的庄园也被称为康百万庄园。

康家原本以务农为生，明朝末年由山西洪洞县迁至巩义市（今巩义市）的康店镇时，因康店镇土地少而贫瘠，康家这才逐渐做起生意来。起初只是小本买卖，后来他们利用巩县河洛交汇的有利条件，组织船队，转运商品货物，一代又一代，走上了漕运兴家之路。乾隆时期，到了康家第十四代，主事的康应魁通过自己的智慧，积极发展家业，开启了康家“富甲三省，船行六河”的财富格局。

康百万家族，上自六世祖康绍敬，下至十八世康庭兰，一直富裕了十三代、四百多年，历史上曾有康大勇、康道平、康鸿猷等十多人被称为"康百万"。康家的发家史，离不开康家几代人所遇到的六次机遇。

首先，六世康绍敬曾任洧州驿丞，又晋升山东东昌府大使。驿丞和东昌府大使是个管理地方水陆交通与官盐、税务、仓库的官员，官不算大，但他却能利用明代实行的“开中法”，为后裔奠定从商致富的途径。盐业从汉代之后都由国家经营，国家收入“半出盐赋”，明、清盐法有所改变，“行盐之法”主要由“官督商办”，使商与官交往甚密，商户最易暴富又莫过于盐业，这就为康百万在山东、河南之间经营盐、粮、棉提供了信息和机遇，也为康百万历代经营山东，打下了重要基础。

第二，康家的父辈们为明朝尽忠，在李自成打破洛阳，杀了福王之后，收留了逃难的李妃，最后“康朱联姻”，与李妃的女儿结婚，使康百万锦上添花，富上加富，培养和造就了人才。

第三，康大勇毅然放弃功名，打破传统“士不经商”的世俗观念，利用清初康熙皇帝特重漕运、藩镇等机会，毅然改变传统的在洛河做生意的习俗，大河行船，开辟山东基地，“先有康大勇，后有兰水城”，使康百万的经济势力范围，由中原扩大到鲁南和江、淮沿河一带。

第四，康应魁利用镇压白莲教之机，贿通清廷将领勒保等人，供应全军棉花、布匹，发了十年横财，开辟了三原、泾阳、富平等棉花基地，“先有康崇公，后有泾阳城”，加上先人在山东购置的资产，使康百万土地达18万亩，再次挂千顷牌。“富甲三省，船行六河”、“头枕泾阳、西安，脚蹬临沂、济南，马行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就是这个时期叫出来的。

第五，康道平利用清廷镇压捻军之机，组织团练，垒砌寨墙，终于使捻军未逾康店一步，受到河南官绅以至清廷重要官员的赏识。现在保留下来的大量石刻中，有许多都是当时达官大员的颂辞，从而使康百万名声大振。

第六，光绪二十九年，慈禧太后逃难西安，回銮北京时，路过康店。十七世康鸿猷利用这个机会，出钱监工修造黑石关行宫和“龙窑”，迎驾两宫，又向清廷捐赠白银100万两，受到慈禧封赐的“神州甲富康百万”金匾，从而使康百万名扬天下。

家族景点

留余匾

康家兴盛的秘密藏在一块匾中，这块匾叫做“留余匾”，是康家教育子孙的家训匾，也是中国现存的名匾之一。“留余”思想遵循了儒家的中庸思想，要求不管做人也罢，经商也好，不能太过精明、不能把事做绝，不可穷尽一切利益归己所有，要实现一定程度的利益均衡，保持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和谐，相伴相生，正常谋利，谋正当利，适可而止。

康百万庄园

康百万庄园位于康店镇，是一座纵跨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大型家族庄园。

庄园始建于明朝中叶，明清之初，初具规模。整个庄园背依邙岭，面临南洛河，北凭黄河天险，南瞻嵩岳屏障，依山就势，居高临下，临街建楼房，靠山筑窑洞，濒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

从明代至清代，康百万庄园逐步建成19个形式不同、风格各异的建筑群。目前保留下来的有栈房区、主宅区、南大院、作坊区、康氏家祠等10余个部分，建筑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共33个庭院，53座楼房，73孔窑洞，571间房舍，功能齐全、设计精巧，庄重气派、蔚为壮观，既保留了黄土高原民居和北方四合院的形式，又吸收了江南园林和军事堡垒建筑的特点，融南方之古朴幽雅与北方之粗犷厚重于一体，被誉为“中原古建典范”“豫商精神家园”。2001年庄园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授予国家AAAA旅游景区。

家族谱系

参考资料：

家族文化

康百万家规家训

康百万家族居住在巩义市，尊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形成了康氏家族深厚的家规家训文化，主要包括留余家训、康氏家训、楹联匾额等。

康百万家族第十五代传人康道平曾专门制作“留余匾”，上刻南宋名士王伯大（号留耕，又称留耕道人）的《四留铭》“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等内容，以此教育子孙举善事、知进退，不可穷尽一切利益归己所有，而应临事让人一步，临财放宽一分，保持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和谐。

同留余家训一脉相承，康百万家族还留下“康氏家训”，同样书于匾上，内容为：“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感恩心。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短短的61字道出康家从事商业经营的根本：财富是一时的，商德才是商人之根。

康百万庄园里还有诸多楹联和匾额，如“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子孙”“友以义交情可久，财从道取利方长”“处世无他莫若为善传家有道还是读书”“德泽齐鲁”“义仁里”“克慎厥猷”等。它们是康家修身齐家的名片，记载了这个家族对子孙后世的诸多提醒和告诫。

家族贡献

咸丰初年，巩县境内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康家慷慨救灾，开仓放粮，救助了众多灾民；这“涛平庶安”匾，记录了中牟县、开封市两次黄河决堤，康百万家族捐巨资修河堤的义举；还有这“万金济”匾，它是爱新觉罗·旻宁八年（1828年）康百万家族独资捐建学校的明证。

道光戊子八年（1828年），康家花费大量金银，独资修成巩县的高级学校，使全县的人和子孙后代都能有上学受教育的地方。因此大家送“万金济黉”匾额，以感谢其修建学馆的高尚品德。

爱新觉罗·旻宁年间，康家捐资修建学校;咸丰初年，巩县遭遇三年旱灾，民不聊生，康家慷慨解囊开仓放粮，救济了五百家乡邻。

家族轶事

保留叶氏井庆寿烧债券

康百万家族深受河洛文化影响，世代读儒家经典，行孔孟之礼，形成独特的家风家教。在康家的家风家训中，行善，是康家长辈对子孙后辈的首要要求。

康熙，康家第十二代传人康大勇要建造庄园，想要买下洛河边上一块地，就找这块地的所有人叶家协商。叶家虽然同意了卖地，但却坚持不卖地里的一口水井，因为他们认为水是财富的象征。康家许以重金，叶家还是不卖，最终康大勇尊重了叶家的意见，保留了叶氏井。

在康应魁七十五岁大寿时，儿子准备大摆生日酒宴，康应魁不许，并让巩县的栈房相公把多年难以讨回的契约以及孤寡、残疾人借债的契约统统在他生日那天，当场焚烧，免除了几百户的债务，这就是被当时传颂得纷纷扬扬的“焚券高风”。78岁的康应魁无疾而终，洛阳萧知府亲自赴康店致祭，并书赠匾额“义赒仁里”。

高薪聘塾师精心劝后辈

家有良田，可能被水冲掉;家有宫殿，可能要被火烧掉;肚子里有文化，谁都拿不走。因此，以经商起家成为中原巨富的康百万家族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十分重视，把“传家有道还是读书”作为信条，在督促后辈读书学习上舍得投入、费了不少心思。

康百万家族重视读书的良好传统，首先体现在尊师兴学上。为确保孩子们得到良好教育，康百万家族不仅投入巨资在庄园里建了按年龄段分设的儿童私塾和青年学馆，还舍得花大价钱聘请当地的名师任教。康家的私塾老师都是一些品行高洁、学识渊博的人。其中，孙涵三、赵凤鸣、康欲远这三位私塾老师，在当时就远近闻名。据记载，孙涵三被称为驮煤举人。他学习先人悬梁刺股的刻苦精神，一边驮煤为生，一边读书学习，最终考取举人。康家人欣赏他的志气，就出高薪请他到康家私塾教书。康裕远是康店村人，贡生出身，是个饱经风霜，阅历较深的人，曾做过知县的幕僚，为人正直，从不趋炎附势，怀扶弱济贫之志。偃师区人赵凤鸣，身为举人，学识渊博，人品端正，在康家教了一辈子书，将毕生所学，尽传康氏子弟。

为方便子女读书学习，康家在建设庄园时很舍得投入。庄园中，康家专门建设了一座藏书楼，并收集了颇具规模的馆藏图书，形成了一个家族的公共图书馆。藏书楼建成后，康家长辈为督促后辈多读书、勤读书，专门请人撰写了“依墨绕书林，求知，求学，求教;借章探史翰，解意，解科，解题”的楹联题刻于藏书楼大门两侧，勉励康家子弟在书卷的海洋中刻苦攻读，虚心请教，勇于探寻，学以致用。

为督促后辈勤学苦读，康家长辈还花了不少心思，营造劝学的氛围。至今，康百万庄园中还留存有很多康家长辈劝学的细节。在康百万庄园南院，一个厕所的门楣上刻有“三上成文”四个大字。这一门楣取自欧阳修的《归田录》，意在提醒子孙后代即使是在厕上、马上、枕上，也可以读书、打腹稿、写文章。在康百万庄园北院，有一张拜月石案。乍一看石案与普通石案并无二致，但通过地上的镜子观察就会发现，石案底部镌刻一段发人深思的铭文：“顽然一块石，谁道有精神?岂知经镂刻，还能见天真。刮去垢兮磨其光，棱角铮铮類璋......”这篇涵义隽永的《石案铭》反映出康家对读书的高度重视，就连中秋赏月、拜月之际，也不忘提醒子孙后辈刻苦攻读、励志进取。

在督促子女刻苦读书的同时，康家还注意引导子女汲取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悬挂于康百万庄园过厅正上方的一块“留余”匾，就阐释着康家对中庸之道的领悟和重视。清同治十年正月初一，康家门婿巩县进士牛瑄前来做客，康道平热情接待。席间谈起堂号的命名和南宋嘉定进士王伯大的《四留铭》，康道平感慨之余，牛挥毫泼墨，阐释“留余”的深意，用以教导后代子孙举善事、知进退。短短100多字的“留余”匾，核心思想是教育子孙后代不可穷尽一切利益归己所有，而应临事让人一步，临财放宽一分，保持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和谐，懂得适可而止。

捐出俸金助百姓督促子女苦读书

康家长辈倡导的行善、读书等优良家风对康家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明代之后，康家人才辈出，具有较大影响的就有100多人，从政、从文、从商有所成就的后人，遍布社会各界。

康绍敬是第六代传人中的杰出代表。明嘉靖年间，他读书致仕，初任洧川（今河南尉氏县境内）驿丞，后晋升为山东东昌府区（今聊城市）大使。任职期间，他勤政爱民，经常把俸银拿出周济百姓。但面对宦官权臣贪婪索贿，他却断然拒绝，并最终辞官归田。

咸丰初年，康家第十五代后人康道顺为候补知县。在汶上县任职期间，他自备生活所需，俸金分文不取，全部捐给贫困子弟，为百姓分忧解难。良好的家教也使他时刻注意保持清正廉洁，不仅自己做到把贿赂者拒之门外，还时时告诫他的随从、轿夫及署内有关人员，不能接受不义之财。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无虞，人人称赞。

在近现代的大变局中，一些读书明理的康家后人投身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王国权，原名王国权，是康家十九代后人，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国权任热河省委组织部长、民运部长兼承德市委书记。辽沈战役开始后，王国权组织热东地委的干部群众，向第一、二线调动粮食2300多万斤，有力地配合了大部队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热河省委书记、省长，带领干部群众消灭了被群众称为“三害”的土匪、罂粟和鼠疫，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离开热河以后，他开始了职业外交官生涯，先后出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澳大利亚、意大利大使，还曾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和中日友协副会长。在此期间，他为中美、中日建交作出贡献。

世事已沧桑变迁，但家风影响犹在。现年88岁的康素婵是十七代庄园主康鸿猷的孙女。受“读书传家”的家训影响，她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一些孩子以交白卷为荣的时候，她坚信读书对孩子的成长有益，严厉督促子女每天必须读书学习。恢复高考后，她的两个儿子分别考上了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现在，她子女及孙辈五人均已成才，分别任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建筑工程学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