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又称《道德经》《五千文》《道德经·天地不仁》，是春秋末期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所著的一部哲学典籍。现通行本《老子》共八十一章，分为《道经》和《德经》两部分，提出了以“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为基础的理论宗旨。
《老子》哲学意义深厚，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和“德”，又对人性论、社会历史论和修养论进行了阐释。《老子》的版本及历代传本数量众多，以马王堆帛书本、郭店楚简本、河上公章句本和魏晋王弼本最为珍贵，是研究《老子》的重要依据。
《老子》在写作上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是已知的首部全篇韵散结合的著作，对后世哲学、文学、自然科学和美学产生了深厚的影响。《老子》在国际上的流传甚广，接连传入了日本、韩国和西方各国。纪昀评价其“综罗百代，广博精微。”是先秦哲学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
对于《老子》的作者，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肯定了《老子》由春秋时期的老子所作，那么《老子》的成书年代在春秋末期老子隐居之前。第二种观点，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时期，这一观点就对老子是否是《老子》的作者产生了怀疑。比如汉初陆贾在《新语》中怀疑《老子》的真伪，唐代韩愈，宋代陆师道等人均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并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
第三种观点认为《老子》是庄子及其门子捏造而成的，《老子》即成书于秦汉时期，此观点代表人物是现代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甲、乙、丙三组，都能够间接证明《老子》的创作年代在战国中期之前。现今普遍认同司马迁和胡适的观点，认为《老子》就是由老子本人所作，且成书于春秋末期。
《老子》一书由老子创作而成，而对于老子本人的身份，一般存在四种观点。司马迁在《史记·老子》中列出了四位与《老子》创作有关的人物，分别是老、李耳、老莱子和太史儋。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均称呼《老子》的作者为老子或老聃，《论语》《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有对老聃的记载，且老聃都以孔子前辈的姿态出现。
到西汉司马迁才开始有老子姓李之说，他更倾向于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西汉末年刘歆在《七略》中也认为老子姓李，名耳。清代学者毕沅和同时期的汪中则认为“老子即太史儋”。至于老莱子，大多认为孔子问礼的是他，和《老子》的作者并非同一人，老莱子并不是《老子》的作者。现在普遍认为《老子》一书确实是老子所著，但老子其人的具体身份没有确定的文献支撑，司马迁去古未远，他精心收集史料，相比于之后的观点可信度更高，所以多采纳其意见。
成书背景
时代背景
春秋时期周代衰微，礼崩乐坏，各诸侯国趁机扩张势力，甚至问鼎周王室。西周时期所建立的礼乐制度被瓦解，社会混乱不堪。到春秋末期，社会已经由封闭变为了开放，封建秩序早已形同虚设，各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思想上，社会环境的改变导致人们的理性精神被激发，每一位思想家都在思考当下的社会巨变，以寻找解决的方式，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周初，“天”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但在西周末期，天下大乱，导致“天命”思想受到了质疑。直到春秋末期，“天命”思想被淡化，这也是《老子》“道”形成的其中一个思想条件。
作者背景
老子的生平史籍记载都很简略，《史记》中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且老子广修道德，其学说以“自隐无名”为根本，可见老子对“道德”之说钻研已久。他在周都居住很长时间，周代衰微后，老子四处游历，到函谷关时，函谷令文始真人请求老子在退隐之前为自己写一本书，于是老子就创作了流传至今的《老子》一书，《老子》主要以阐述“道德”为核心，完成著作后老子便隐遁了。
书名
《老子》一书又称《老子五千言》《道德经·天地不仁》等，今人多将《老子》和《道德经》混用，并没有区分二者出现的先后。《道德经》是在道教兴起的环境下另外出现的书名。《老子》一书起初并无专门的书名，只是根据作者的名字而命名。战国末期韩非子作《喻老》和《解老》，此时《老子》就已作为书名出现。西汉刘向时已称《老子》上下篇为《道经》和《德经》，《后汉书》中出现了《老子经》之名，东汉末年道教兴盛，《老子》一书被称为道教的圣经。有些道教学派还将《老子》称为《五千文》或者《老子五千文》。汉代《老子》已经被当作“经”看待。《老子》在唐代正式被封以《道德经》的称号，并正式以《道德经》之名流传后世。唐代道教奉《老子》《庄子》《列子》为道教三经，三本著作分别改称为《老子五千言》《南华经》《清虚经》。
内容
思想
道论
《老子》中说：“道者，万物之奥。”认为道就是一切事物中最深奥的哲理，是这个世界的本体，这就是《老子》中所倡导的本体论。《老子》构建了“一体多性”的宇宙观，道是本体，又具有唯一、运动、空间、时间、精神等多种属性，因此“道”可以产生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所有的事物由“道”产生，所有事物消亡之后也终会归于“道”。“道”并不是“某种存在”，而是作为宇宙最基本的存在原理。道论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根据自身的排他性确定自身的存在，而是在与对立面的相关中确定自身的存在。
德论
“道”和“德”是《老子》的核心，万物都是由“道”所生，但是后天成长所需要的环境，是需要“德”来构建的。“德”有五个层次，即“上德”“下德”“上仁”“上义”和“礼”。“上德”指社会中上层次的道德规范，是发自内心的，是普遍存在的，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识，违反就会受到谴责。“下德”是与“上德”相对立的，也就是人为规定的准则，王弼在注本中解释“下德”为“仁义礼节是也”。“上仁”“上义”则属于“下德”的范畴。《老子》是反对“上礼”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认为“礼”不能被提高到“上”的高度，但是认可了“礼”对社会的作用。《老子》中对“道”和“德”关系定义为“遵道而贵德”，人要以绝对善良的本性（即德性）为至爱，圣人就是人类德性的代表，品德高尚，从善如流。统治者都应该以圣人的标准规范自己，以德治国。
人性论
《老子》中讲：“为天下浴，恒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是人性论的内核，道始终是一种未曾形象化的“朴”的状态，道在创造万事万物时将朴性给予了人和万物，人和万物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朴性。《老子》中不止一次表示老子对人性质朴的推崇，如：“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人性像婴孩一般，未曾沾染过肮脏，这就是最本源的人性。《老子》认为人可以通过去掉虚伪狡诈的聪明、虚伪造作的仁义道德和虚名假利来让人性回归质朴和纯洁。
社会历史论
首先，《老子》中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内含“道”的理论，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是“古始”“太上”“亲之誉之”“畏之”“侮之”，五个伦理层级是道、德、仁、义、礼，现实中的五种伦理又是“大道”“仁义”“智慧”“孝慈”和“忠臣”，这三个内容相互对应，共同促进历史发展的逻辑。其次，《老子》中提出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即认为政治不可能脱离道德，道德也不可能脱离政治，《老子》将这一观点聚焦在了侯王与圣人身上，侯王若没有圣人那样的道德，就会陷入自治主义的陷阱，必然会走上苛政的道路。最后，《老子》中的“无为”想法，其实是出自其社会观念，将社会上的所有不安动荡原因归咎于社会观念、政治制度和人们的认知，《老子》认为百姓贫苦、奇物滋生、盗贼多有的原因是人为的干预太多了。因此就要摒弃一切，政治上不要干预百姓，对人民采取放任政策。
修养论
《老子》一书并没有提到“修养”一词，但是处处透露着“修养”的原则。《老子》中提到修养的两个原则，其一为道法自然，道是这个世界中的根本和准则，万物自然地遵循“道”来生长，那么也就达到了“修养”的目的。其二是无为无不为，《老子》中写道：“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达到“日损”的状态，才能实现“无为”，而“无为”便是“自然”的最终状态。从修养的角度看，“无为”便是对干扰自然，妄图控制自然行为的反对。
特色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最初阶段就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老子》的现实主义就属于这一阶段。首先，《老子》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道”具有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道”创作了万物。其次，《老子》中有很多对现实社会的描写，从《诗经》开始，中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特色便发展成熟，《老子》继承了这一文学创作特色。比如：“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描写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征伐不断。再比如：《老子》是敢于直接抨击最高统治者的，书中多处写老子对统治者剥削行为的愤怒，并将视角对准了那些社会底层的挨饿受冻的贫苦人民。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在《老子》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思维诡谲，想象丰富且大胆。擅长使用想象是道家著作的共同特点，仅阐述道理，文章就会枯燥乏味、生涩难懂，大胆的想象可以使原本难懂的东西变得生动有趣。比如《老子》中：“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将“道”看作是一张不疏不漏的网，无处不在。其次，《老子》一书的浪漫主义还表现在强烈的情感抒发，书中充满着作者丰沛的情感和对民生疾苦、对社会动荡的愤懑宣泄。针对社会上的这些弊端，《老子》勾勒了一幅“小国寡民”的理想蓝图，这种浪漫的幻想和乌托邦式的情怀，让《老子》中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
善用修辞
《老子》擅长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来说理，用比喻将抽象的事物变得形象化。比如《老子》中说“上善若水”，水的显著特征便是轻柔、屈居低处、滋润万物但是又不与万物争。于是《老子》经常用水喻善，人善良的品格就应该像水一样，处下求上，以柔克刚。《老子》中还有一类比喻是以抽象之物比喻抽象之物，比如《老子》中写那些不被世俗之人理解的有道之人，他们即使是走在康庄大道上也如同走在山路上，谨慎而小心。以此来说明事物在高度完善后，也会出现形式与内容不一致的现象。《老子》中也使用了很多的排比句和骈偶句，排比和骈偶的修辞手法可以使文章更有节奏，排列更加整齐，读起来朗朗上口，有建筑美和音乐美。
散韵结合
在《老子》成书之前，《易经》《尚书》等著作就已经有少量的韵语，但《老子》是现今可知的首部全篇韵散结合的著作。《老子》的句式长于变化，是散体文和韵体文相结合的典型代表。《老子》吸收了楚地民俗音乐的风格，用词有楚地文学的特色，比如《老子》中常用“夫唯”作为发语词，用“兮”作为语气助词。同时吸收了中原文学的文体形式，两者相互合，将语言的韵散结合艺术达到了极致。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称《老子》是“用韵文写成的一部哲理诗”。
历代传本
《老子》的历代版本注本数量繁多，1927年王重民著《老子考》收录敦煌写本，道观碑文以及历代的排印本、木刻本就有四百五十多种。1965年严灵峰辑的《无求备斋老子集成》总计影印本三百五十六种。
先秦两汉
《老子》在先秦两汉时期的传本并不多，很多都已经亡佚。现今流传广泛、研究数量多的是郭店楚简《老子》、马王堆帛书《老子》和河上公的《老子章句》。郭店一号楚墓位于荆门市沙洋县四方乡郭店村，1993年10月18日至24日荆门市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挖掘，出土了包括《老子》在内的竹简八百零四枚。楚简本《老子》被整理为甲、乙、丙三种文本，三本均不分《德经》《道经》。郭店楚简《老子》所使用的文字为战国楚系文字，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老子》传本。
1973年12月，研究人员从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帛书，约有十多万字，其中《老子》有两种写本，分别称为甲本和乙本，乙本保存比较完好。根据帛书中的内容和避讳字，认为马王堆帛书《老子》抄写于汉高祖刘邦称帝之后，大约在刘恒初年。帛书甲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均不分章。河上公的《老子章句》是现存注本中成书最早，影响最大的一部。河上公注本分为上下篇，共八十一章，根据出土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来看，《老子》分章始于河上公。目前对河上公其人及注本的成书年代说法都有争议，且争议的时间跨度很大，有认为是西汉文景时期，也有认为是东汉中后期，均无定说。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盛，《老子》作为道家的代表著作，为其著书立说者众多。比如葛玄的《老子节解》、孙登的《老子注》、阮籍的《通老论》、钟会的《老子道德经解释》等，这些书目均残缺，无法见其原貌。王弼的《老子》注是魏晋老子注本的代表，其用玄学思想中的“无”重新为《老子》建立了玄学唯心主义体系，用“无”代替了原本“道”的位置，有很明显的时代特征。
唐代
唐朝，由于统治者对道家思想的推崇，《老子》的注本在这一时期数量繁多，其中以成玄英《道德经义疏》、李荣《道德经注》、李隆基《道德经注疏》和《御注道德真经》、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为代表。成玄英《道德经义疏》从整体上界定了《老子》中“道”的思想，还分别从万物本体和宇宙生成的角度分析了“道”的内涵。“修身之德”是成玄英《道德经义疏》中最核心的主题，其借助佛教术语来解释“修身之德”，抛开了老子本身的固有思路。李荣《道德经注》最完整的版本是巴蜀书社所出蒙默整理本《李荣\u003c道德经注\u003e》，“道”依然是李荣注本的核心思想，他将“道”解释为“虚极之理也”，他非常强调“道”的非有非无性，也强调虚寂之道和常俗之道之间的对立问题。
李隆基《道德经注疏》和《御注道德真经》，唐代首有皇帝利用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为《老子》作注，更极力推崇老子及其著作，还把《老子》放在了诸经之首。玄宗的《御注》与《御疏》都比较完整的保存在《道藏》中，玄宗注最大的特点便是把《老子》所包含的思想几乎都当作帝王治国理论来阐述。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是唐代《老子》注本中体量最大的一部，成书于李晔天复元年（901年）。《道德真经广圣义》引用了各家之说，多达二十四万余字，保存了大量道教方面的文献资料。杜注不仅吸收了《老子》中的理身之说，还将其运用到理国上，糅合多家。
宋代
宋代《老子》注本数量明显增多，其中以王安石《老子注》、苏辙《老子解》、陈景元《道德经注》和《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吴澄《道德经注》为代表。王安石《老子注》已不完整，有《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一书，王安石在《老子注》中宣传自己的政治改革理念，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苏辙《老子解》有很明显的融佛道于儒家思想的特点，虽然在论道，但是处处离不开佛、儒思想。陈景元《道德经注》和《道德真经藏室微篇》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各章之间的连贯性和逻辑关系，二是喜好采用各家的学说观点来解释《老子》。吴澄《道德经注》将原本的八十一章改为了自创的六十八章分类方式，且非常注重阐述个人的新见观点，在元明时期影响甚广。
明清
明清时期《老子》传本以明代薛蕙的《老子考异》、明代李贽《老子解》、明代焦竑的《老子翼》和清代魏源的《老子本义》《论老子》为代表。薛蕙的《老子考异》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想要在明代心学盛行、三教趋向融合的潮流中树立道家的正统地位，因此薛蕙在注本中反对了程朱理学对《老子》的解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李贽的《老子解》是李贽思想的基石，《老子解》偏重于对思想的阐释，其“童心说”在《老子解》中也有阐释。焦的《老子翼》仿李鼎柞《周易集解》和裴胭《史记集解》的体例，思想上阐发原言，注重清静自然之理。魏源的《老子》注本和清代其他考据学派不同，带有很强烈的现实感，注本中蕴含着他治学中关心政治的特点。魏源认为治学不能脱离实际而变得空洞，于是他把规避隐退现实的《老子》变成了救世之书。
评价
正面评价
宋代理学家朱熹虽然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对自己的学生说：“释、老虽非圣人之道，却被他做得自成一家。”朱熹认为《老子》中所讲“道理”，亦自有禅话。《老子》博采众说，深得朱熹的认同。清代诗人许鹏扶称赞《老子》：“三元全括五千言，八藏何须亿万言。”清乾隆时期学者纪昀用八个字概括《老子》：“综罗百代，广博精微。”近代学者郭沫若同样对《老子》持赞赏态度，他认为《老子》一书将“道”作为世界的本原，建立起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在当时那个年代是破除迷信鬼怪的先声，将那些统治者愚弄百姓的手段无情戳穿了，这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意义的。郭沫若还在《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将老子定位为“再生时代之先驱者”。《老子》作为首部哲学书籍，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具有开辟意义的，老子本人及其著作对思想界有启后意义。《老子》是一部智慧元典，他和《论语》共同构成了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构成了中国两大思想文化支柱。
反面评价
《老子》在流传过程中还是受到了反对和批判。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作《老子衍》一书，在书中他就对《老子》颇有微词，认为其理论会产生“不公”“不经”“不祥”的后果，远远不如儒家礼乐文化那么深奥祥和。他在给《老子》作注时认为老子的“道”学思想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对《老子》中道生万物的思想也不赞同。《老子衍》虽然无法撼动《老子》的地位，但是王夫之书中的观点推理精彩、逻辑严密、观点独到。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对《老子》的理论观点持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其道盖自汉至于今，为中国大毒，皆为我之私中之。”他如此反对《老子》的原因根本上是因为《老子》之不仁和儒家的仁相对立。
影响
中国影响
哲学方面
受《老子》的哲学思想最深的是庄子、两汉时期的哲学、魏晋的玄学和宋明理学，《庄子》一书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学说。汉初的黄老之学，注重无为和养生。魏晋时期的玄学将《老子》《庄子》《周易》思想相融合，并影响了之后的宋明理学。《老子》的哲学思想对现在社会也产生了深厚的影响。《老子》中已经提出了宇宙转化和万物相生相克的规律，运用到了解释自然以及治理国家的方方面面。《老子》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以及形而上的观点，依然是现今哲学的主要研究问题。《老子》崇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世界是由“道”构成的，这种进步的无神论思想在当时对于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反对鬼神之说有很重要的作用。
文学方面
《老子》在文学方面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体上，它丰富了诗的形式，开创了用歌谣这种体式阐述思想的文体，这种文体形式也在为后世所延用。之后的《庄子》《荀子》中的篇章都受《老子》的问题影响，打破了抒情诗的独尊地位，让哲理散文诗体得到了发展。《老子》在文学上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相结合，《老子》中的很多地方有楚国语言特色，这对于后世研究先秦楚文化提供了文献资料。
自然科学方面
《老子》把宇宙中的天、地、人三者看作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相互作用的关系，这和现在所提倡的整体观是相同的。各系统要素要各司其职，不可以干预，斗则就会打破自然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便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老子》中还倡导“无为”和“自然”，就是要尊重客观规律，抑制违反自然的行为，尊重客观事物的本性。《老子》中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备受自然科学家的尊崇，如丹麦科学家波尔的宇宙生成论思想便是受到了《老子》的影响。
美学方面
《老子》美学上的含蓄性特点影响了中国诗词的创作。《老子》中对“道”的诠释是淡淡的却又持久的，无味中又有味，这就是《老子》表现出来的含蓄美。之后唐代白居易、元稹、温庭筠、李商隐等诗人便继承了《老子》中的含蓄美，开创了诗歌中的含蓄隽永的风格。《老子》中对“自然”的诠释还影响了中国山水画的审美趋势，为中国的山水画创作提供了一种纯朴的意境，画家更讲究空灵自然，以形写神，内心的纯朴无欲才能达到创作审美上的干净素雅。
世界影响
东亚
《老子》在东亚汉文圈的传播历史久远，伴随着使节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地。《老子》在日本流传久远，据统计到2020年《老子》的日文译本已经达到了74种，相关的研究著作也达到了93部。《老子》在日本的传播已有一千四百多年，飞鸟时期老子的思想传播主要集中在上层社会，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就包含着老子清净无为的寡欲思想。奈良县时期，成书于712年的日本文学著作《古事记》就深受《老子》的影响，将“无为”等纳入了文学创作中。751年完成的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收录116首诗歌，频繁的引用《老子》中的词汇和典故。镰仓时代《老子》的各种注释本也在日本广泛传播。江户时期，日本研究《老子》的多达91人，林罗山注的日文注释本《老子抄解》，海保青凌的《老子国字解》还有东条一堂的《老子标注》，都是研究《老子》的代表作。
《老子》在朝鲜的三国时代就已经能见到踪迹，通过民间传播的形式到了百济。直到七世纪，《老子》才通过官方使节的正式形式传入高句丽。朝鲜王朝时期的《新注道德经》《道德归指》《订老》等《老子》注本相继出现。根据《朝鲜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的不完全统计，韩国有《老子》传本34种，73本。
西方
《老子》传到域外始于唐僧出使西域，首次将《老子》译为梵语传入了印度。18世纪后，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西方国家为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便于通商，而翻译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典籍，《老子》便是其中之一，起初《老子》的翻译带有浓重的基督教色彩。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济萧条，西方学者企图从中国文化中寻找答案，于是便站在了文化立场翻译《老子》。1973年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的出土，让世界范围内的“老子热”再次被掀起，西方的《老子》研究便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老子》内容思想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