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融法师（1906～1969）台湾屏东人，俗姓李。法名法志，号圆融。民国十八年（1929）依高雄龙湖庵心安法师剃度，四十一年于白河大仙寺受具足戒。师于三十八年，晋任屏东东山禅寺首任住持，树立清规，分设职位，增建寺宇，开坛传戒，安僧尼百众，该寺遂成为一地名刹。创办三年制东山杭州佛学院，培植女众弘法人才，并创立屏东佛教支会，任理事长职。1969年示寂，世寿六十四。
出家受戒
圆融法师，中国佛教比丘尼，俗家姓李名玉，出家后法名圆融，字法志，台湾省屏东县人，清光绪一九〇六年，出生于屏东海丰乡。那时是农业社会，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不多，圆融也不例外，只是在家中修习文言文，到能读通一般的汉文书籍。他家庭原本信仰佛教，圆融夙具善根，自幼就有出家的意念。一九二九年，圆融二十四岁，是时因缘成熟，他投入大冈山龙湖庵，依心安上人剃度出家。龙湖庵位于高雄县阿莲乡大冈山麓，是清末光绪三十四年，由一位永定和尚开山创建（永定和尚后来曾任旧超峰寺住持），寺宇宏伟，殿堂庄严，寺内环境清幽，有草木清华之胜。圆融出家后，在龙湖庵依止心安上人礼佛诵经，并协助师父管理庵中事务，操作杂事。
为心安上人所倚重，日久之后，亦为地方信徒所钦敬。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寇节节败退，穷途末路，大量征台湾青年服兵役。为了侵略需要，龙湖庵为日寇征用驻军（建筑物且受到日寇破坏，光复后由开会尼师重予修建）。圆融于日寇征用寺院时，不得已离开龙湖庵，到了嘉义白河大仙寺挂单。他做事负责尽职，具有不畏艰难的精神，所以在大仙寺挂褡期间，也受到寺中常住的欢迎。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战败投降，中国抗战胜利，台湾光复，重回祖国怀抱。一九四六年，他受到屏东市佛门四众的敦请，回到屏东出任东山寺住持。东山寺的历史，要追朔到一九二四年。屏东的佛门信徒林庆云等一般居士，为了弘扬佛法，接引社会人士信仰佛教，他们共同捐资，兴建道场。当时的名称是“屏东佛教临济宗布教所”，这就是东山禅寺的前身。佛教临济宗布教所，是一九二四年六月成立的。当时聘请日籍僧侣东海法师为第一任布教所主任。到一九二八年八月，改聘诠净法师为第二届主任。一九二九年三月，布教所开信徒大会，众人以为布教所建于单面山之东，并且因弘忍开东山法门之义，众议更名为“东山禅寺”。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台湾光复，日籍僧侣被遣送出境，地方绅商信众共议，礼请圆融上人返回屏东市，出任光复后的第一任住持。
出任住持
圆融法师出任住持时，年方四十一岁，正当春秋壮盛，是做一番事业的时候。他晋山升座后，树立清规，分设职位，一切事务，均按照丛林制度推行。继之他又开始了东山寺的硬体建设，他先重建两侧房，以改善常住居住环境。寮房宽敞，间数亦多，能够安众百余人，这为后来创办佛学院奠下基础；继而重建大雄宝殿，完成之后，庄严宏伟。主体工程完成后，继之美化环境，至此，东山寺成为一处清净庄严的道场。一九四九年政府播迁台湾，大陆缁素大德相继来台者为数颇伙。圆融法师为提高常住素质，开始请大陆来台的法师居士，到东山寺讲经弘法。而第一位受圆融法师邀请的，是后来在台湾弘扬净士法门的李炳南老居士。
李老居士赴屏东市讲经，是住在屏东的一位高登海居士介绍的。高居士在〈追忆屏东念佛团成立经过〉一文中，追述到这一段旧事，高在文中说：
我与炳南先生是近同乡，同属山东省省济南府......抗日胜利后，我奉命返乡梓服务，曾于山东省政府改组时，有一位信佛的山东元老，推荐炳南先生任省府秘书长，可惜未能实现。三十八年播迁来台，我即定居屏东......时屏东东山禅寺已圆寂之住持圆融法师，在寺内创办一个晚间补习班，教导寺众与信徒一般常识与浅近佛学。我以住所距该寺甚近，应邀参加义务讲学，惜乎对佛学研究之风气尚未建立。故便中劝圆融师请人来寺讲经，并推荐李老居士炳南，幸圆融师从善如流，亲赴台中市，邀请炳南先生莅屏，讲《佛说阿弥陀经》。我藉此机会亲炙教益，朝夕过从之中，我觉得他真是一位善知识。讲经圆满，我即建议请炳南先生倡导成立念佛团，假东山寺为念佛道场，当蒙圆融师首肯。圆融师实在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比丘尼。
以上一段文字中，突显出李炳南居士“真是一位善知识”，同时也突显出圆融法师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比丘尼”。他于李炳南居士讲经之后，继而又请道源法师到东山寺讲《楞严经》，为时将及一年。
培育僧才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白河大仙寺有传戒之议，最初是大仙寺金姑、银姑二师自行计划，打算小规模举办，戒期七天，并且外传有“寄戒”之说，即缴了戒费，人可以不到戒坛。此事为嘉义念佛会的钟石居士所知，他认为传戒大事，应隆重举办，他一方面到大仙寺接洽，另一方面写信告知台北市的释白圣。由于钟石槃居士的居中联络，促成了台湾光复后的第一次的隆重传戒──有名的大仙寺传戒。当大仙寺由自行小规模传戒，改为盛大隆重举行时，金姑、银姑曾告知圆融法师，和他计议，怕经费不足，敢不敢接下这份重任。圆融法师毫不迟疑的说：“你们办吧，经费不足我来负责。”这正是他有魄力、有担当个性的表现。有了他这一句话，金姑、银姑二师就放开手去做。戒期于一九五三年元月举行，由智光、太沧、道源三位老和尚任三师，白圣法师任开堂，戒德法师任陪堂，其余的七尊证、七引礼，皆是一时之选。戒期从权改为十四天。是次传戒，受戒僧尼一百七十三人，圆融也在这一次戒期中受了三坛大戒，成为一名正式的比丘尼，是年她已四十八岁。
一九六三年，圆融法师为了培育佛教女众人才，在东山寺创办了“东山杭州佛学院”。礼请道源老和尚担任院长，净朗法师担任教务主任，他自己担任创办人兼副院长。佛学院于是年十月二十日开学。第一届入学学生有近百人之多，时在屏东市弘法的会性法师，也应请到佛学院授课。会性法师在院中讲过“《华严》三品”──〈净行品〉、〈法藏品〉、〈普贤行愿品〉。第一届学生于五十五年毕业，道源法师因八堵海会寺弘法事繁，辞院长职，由真华法师继任院长。到一九七二年，院长一职又由道安法师继任，这时圆融法师已经圆寂了。
在台湾光复后到圆融法师入寂前那段时间，台湾佛教界有两位德高望重的比丘尼，佛门人士对她们二位有“尼姑王”的称誉。这两位“尼姑王”，一位是南投碧山岩寺的如学法师，一位就是圆融法师。佛门人士称她二位为“王”者，并不是她二位有王者之地位及权威，而是她两位法腊高，能力强，法相端庄，戒行精严。她们两位开风气之先，各办了女众佛学院。佛门人士为了对她们二位表示敬重，才有此“尼姑王”的称誉。
弘法利生
一九六四年，世界华僧大会在台北市召开，圆融也是代表之一。会中曾有创办中国佛学院之议，道安法师为了促成此事，曾当众发言，表示可以卖掉松山寺来完成此大愿。圆融继起发言，称：“如果佛教大学可以在屏东办，所需土地由东山寺负责提供。”由此可以见其魄力。
在东山杭州佛学院第二届学生入学后，圆融法师又推动了安乐塔兴建的工程。安乐塔高七层，巍峨壮观，兴建期间，圆融法师不辞辛劳，亲自监工并实际参加工作，斗笠芒鞋，每日在工地中忙碌。一九六八年，终因积劳成疾，到医院检查，竟是不治之症的白血病，要不断的输血，医师说只有半年的寿命。当弟子们在医师处获知这项骇人听闻的消息时，真如晴天霹雳，惶恐万分，不敢让师父知道。而圆融法师本人却以为是重感冒，服点药，休息几天就好了，因而又回到寺中休养。不意病体由此日渐沉重，人也逐渐消瘦下去。五十八年佛学院开学，院长真华法师到了院中，他去探视病中的圆融法师，圆融法师说：“院长，你辛苦了，我要往生了。”真华法师安慰她说：“你会好的，你还有三件大事未了，佛学院的学生还没有毕业，安乐塔还没有完成，一九七一年的千佛大戒还没有传，你不会死的。”
他曾到高雄省立医院住过一段时间，不见起色，又回到寺中，终于延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八日──己酉岁二月二十二日，在真华法师领众念佛声中入寂。世寿六十四岁，法腊四十载，戒腊十七年。
圆融法师生前，多年担任中国佛教会屏东市县支会理事长的职务，在屏东深受佛门缁素四众的尊敬，荼毗发引之日，有两千多人为她送殡，车队长达数里，光复之后，这种场面在台湾还是首次出现。公祭之日，悬有仁俊法师的一副挽联，道出了她的生平：
情根寂静，道业峥嵘，平生落落无遗憾；
器宇昂藏，胸襟坦荡，末世铮铮一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