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庸(近代爱国者、教育家)

冯庸（1901年-1981年），原名冯英，字振雄，奉天省（今辽宁省）海城人，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冯庸大学的创办人。

1901年，冯庸出生于东北，自幼与张学良一起长大。1920年毕业于讲武堂，后在东北军中历任上尉参谋、少校参谋、中校参谋处长、少将航空司令、装甲兵司令等职。因在一次战争中失败后脱离军界。民国十三年（1924年），冯庸投身实业，任大冶铁工厂的总办，从事武器弹药的生产。1926年，冯庸创办大冶工业专科学校。次年，冯庸出资扩充学校，改名为冯庸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关东军将冯庸劫持到东京。冯庸在朋友的帮助下，从东京逃至香港，后返回北平，组织冯庸大学的学生组成义勇军。1932年，冯庸率领义勇军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路总指挥，参加长城抗战。后历任第三战区昆山戒严司令、武汉卫戍区中将军法执行监、军官训练团中将处长、第九战区中将处长等职。抗战胜利以后，冯庸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冯庸前往台湾，任高雄要塞中将司令官。1959年后改任台湾电力公司董事。1981年，冯庸病故于台北。

201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冯庸将军的抗日精神给予褒扬，并颁发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01年9月，冯庸出生于奉天省（今辽宁省）海城县，是奉系军阀冯德麟的长子。冯德麟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是结义兄弟，因此冯庸与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自幼相熟。他和张学良及吴俊升之子吴泰勋合称“东北三大公子”。冯庸和张学良两人同年出生，从小一同长大，关系最为要好。冯庸曾说：“张冯两家为通家之好。”

从军经历

长大以后，冯庸进入北京陆军讲武堂学习，1920年毕业于该校。1921年初张作霖设立东北航空处以后，冯庸参加东北空军。1923年，张学良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冯庸任参赞，此后历任上尉参谋、少校参谋、中校参谋处长。1925年，张作霖任命冯庸为少将航空司令。冯庸本人也是一名出色的飞行员，在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之时，冯庸就曾亲自驾机到滦县打探情报。

不久以后，冯庸又被调任为装甲车司令，受张学良、韩麟春指挥。在一次战斗中，冯庸所指挥的装甲车队全军覆没，只有他一人逃出。韩麟春原本想要依照军法处死冯庸，但张学良不同意。在他的斡旋之下，冯庸幸免一死，此后退出军界。

办学经历

早在1923年4月16日，冯庸由宁武介绍，经孙中山复电同意后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冯庸认为国家贫弱的原因在于工业落后，于是在沈阳城外建立了一个冶铁工厂，1924年时又创办了大冶工科学校。退出军界以后，冯庸又受到阎宝航的劝说，认识到大冶工科学校“规模太小，仍不足培养工业救国的人才”，于是计划创办大学。1926年，冯德麟去世以后，冯庸清算家产，决定出资筹建大学。

1927年春，冯庸开始在沈阳市铁西浑河北岸汪家河子的自家土地上筹建冯庸大学校舍，4个月后即建造完成。1927年10月1日，冯庸正式宣布成立冯庸大学，并将大冶工厂和大冶工科学校迁入校内，与冯庸大学合并。在筹办大学之初，有人劝说冯庸以募捐的形式筹集资金，但冯庸没有同意。他曾说过：“我父亲的财产来之不义，不义之财应用在有益的地方。”创办大学所需的150——200万银洋全部由冯庸一人出资，此后他又将冯家的大部分产业、土地都捐给学校，每年学校经费20万都从中支出。冯庸自任大学校长，并提出了办学三纲：孝悌忠义、工业救国、受教育机会均等。冯庸还另外购置了三架飞机，可供工科学生教学使用，在当时国内的大学中绝无仅有。民国十八年（1929年），冯庸倡导成立了“国光体育社”，他亲任主席，开展活动。

1929年7月，中东铁路事件爆发，冯庸组织了300多名学生，组成“抗俄义勇军”，前往海拉尔地区参加战斗，冯庸还曾亲自驾驶飞机到边境侦察。1930年，冯庸又带着东三省的运动员到杭州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

抗战生涯

1931年，日本关东军入侵中国。第二天，日本一支宪兵队伍闯入冯庸大学，强迫所有学生离校，破坏校内设施，并且抓走冯庸。日本人将冯庸带到东京，试图用“东北地区王”的名头劝诱冯庸投降，遭到冯庸的严词拒绝：“死可，誓不为卖国贼”。后来冯庸在冯庸大学日籍教授冈部平太郎的帮助下，成功逃出日本，经由香港返回北平。他一方面组织冯庸大学学生复课，一方面与东北一些爱国人士同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抗日。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冯庸组织学生组成义勇军，南下抗日。冯庸义勇军共有150人，50人为敢死队，剩下100人分为一总队三中队，其中有一个中队是由16名女学生组成，由冯庸夫人龙文彬担任该中队队长。2月20日，冯庸义勇军参加了首次浏河保卫战，击退日军突袭。3月1日，日军再次突袭浏河，并且在七丫口方向取得突破，致使冯庸义勇军腹背受敌，只能撤退。而后冯庸义勇军奉令前往太仓、唯亭、金鸡湖、苏州等地构筑工事、保护难民、救治伤兵。4月18日，冯庸义勇军返回北平。

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冯庸任职东北抗日联军第七路总指挥，他亲自率领义勇军参加长城战役。9月，冯庸的家产都已耗尽，只能将冯庸大学并入东北地区大学。张学良给了冯庸一万元的生活费，而后冯庸带上夫人到杭州钱塘江边六和塔下隐居。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冯庸结束其隐居生活，复出抗战，历任第三战区昆山戒严司令、武汉卫戍区中将军法执行监、军官训练团中将处长、第九战区中将处长等职。

晚年生活

1945年，冯庸在重庆等地校友集资和募捐法币百余万元，拟在四川省万县筹办冯庸中学，还没有等到开学，抗战就胜利，于是把冯庸中学改回沈阳复校。1945年底，冯庸返回东北。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以后，冯庸被委任为东北行辕监察处长，此后又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冯庸原本计划重办冯庸大学，但是其产业情况已经发生改变，并且有些地方已经土改，所以冯庸无力承担办校所需，只能放弃这一想法。

1946年，冯庸出任东北体育协进会主席，为发展体育事业作出一定贡献。

1947年冬，冯庸在沈阳组织“冯庸大学校友会”，以康德一、赵世英为理事，曲柏峰为干事。沈阳解放后，同学多数离去，随后宣布校友会不再举办。

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冯庸到关内后随国民党撤往台湾，此后冯庸历任高雄港口中将司令、台湾工矿公司董事、台湾省政府顾问、台湾肥料公司董事等职。陈诚曾有意让冯庸担任“国有财产”局长，这一岗位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很有油水的肥缺”，但冯庸拒绝了陈诚的好意，担心自己稍有不慎晚节有亏。退休以后，冯庸赋闲在家，陈诚又打算安排他去台湾电力公司担任董事。按照台湾电力公司的规定，60岁以上不符合担任董事的条件，此时的冯庸已经超龄，他自动回绝了聘书，因此台湾电力公司只能以顾问的名义聘任冯庸。

晚年的冯庸没有子女陪伴在身旁。他与龙文彬离婚以后，其子女在高中毕业以后都到美国留学定居，只有冯庸大学的学生时常过来陪伴冯庸，其个人财产也都交由学生保管。1971年，冯庸立下遗嘱，对个人后事早早做出安排，并吩咐他的学生帮忙处理遗产。1981年，冯庸在台北市去世。

2013年9月15日，冯庸的后人将其坟墓迁归沈阳龙泉古园。

人物争议

关于冯庸毕业于哪个学校，目前的史料有多个版本，包括“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北京陆军讲武堂”“东三省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说法。

学者朱虹在文章中记载冯庸与张学良共同毕业于讲武堂，而张学良毕业于东三省讲武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1919年张作霖重新开办东三省讲武堂，张学良正是第一批学生。但对冯庸同样毕业于东三省讲武堂，这一点没有找到历史依据，在第一批东三省讲武堂一期学员的名单中并没有冯庸的名字。

在《辽宁教育人物志》一书中记载的是冯庸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一点也没有找到历史依据。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从1912年10月开办到1923年9月，历时11年，招生9期，共496人。在这份名单中，同样没有冯庸的名字，因此认为冯庸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也是不可能的。

台湾学者刘绍唐在《民国人物小传》中记载冯庸毕业于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这一说法也出现在《中原地区军事人物辞典》及《台湾历史辞典》中。陆军第二讲武堂成立于1917年1月，但到了8月14日就同第一讲武堂（原陆军讲武堂）合并，统称陆军讲武堂，如果冯庸进入该校学习，也不能算是陆军第二讲武堂的学生，因此冯庸毕业于陆军第二讲武堂的说法有误。

学者李宇在其文章中说冯庸于1917年时进入北京陆军讲武堂学习。陆军讲武堂创办于1915年，第一期培训是从1916年2月到该年12月，第二期培训是从1918年2月到1919年11月。1919年11月，北京政府陆军部发出通告，“陆军讲武堂，期满停办”。如果按照李宇的说法，当时陆军讲武堂并未招生，因此该说法也存在争议。

由于冯庸从未公开讲述自身的求学经历，也从未讲过自己毕业于军校，因此对冯庸究竟毕业于哪所学校，还不能下明确的定论。

人物评价

冯庸将军曾任东北空军司令，1927年，冯将军变卖家产，创办了冯庸大学，以“工业兴国、先育人才”的办学宗旨，大力弘扬爱国精神。“九一八事变”后，冯将军组织冯庸大学义勇军，积极投身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2015年9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冯庸将军及其父亲冯麟阁的抗日精神给予褒扬，并颁发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人物成就

冯庸寄希望于工业救国，并创建了一所冶铁工厂。冯庸大学成立于1927年，由冯庸一人出资创办，他将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兴国思想结合在一起，寄希望于冯庸大学。为此，冯庸提出了办学三纲：孝悌忠义、工业救国、受教育机会均等，冯庸要求冯庸大学的学生奉行“八德”“八正”的道德标准，“八德”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种道德观念，“八正”是“八德”的补充，是实践“八德”的方法。冯庸在教学中注重“学行实践”的学习方法，此外他还重视体育并辅以军事训练的锻炼方式。

在教育上，冯庸最为看重工科专业，素有“工业救国”的思想，他创办冯庸大学的一个教育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工科人才。他精心挑选了一批留学外国的专家人士担任教授，并且有教学经验。为了让学生接受到世界先进知识，冯庸设置了外语课，物理、化学、地理教材都是英文原版，教授讲课、学生回答问题、考试答卷也都是用英语。冯庸还经常检查学生的成绩，亲自监考学生考试。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特别注重实习、实验，在社会科学方面也非常注重社会调查。

在生活上，冯庸也很关心学生生活，他号召学生成立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负责解决饮食问题，而他本人也会与学生一同在食堂吃饭，有时还会到学生宿舍与学生交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他对学生制定了严格的校规，实行军事化管理。学校规定学生不许随便离校，即使周日回家也需要请假，出校期间衣着必须穿制服，整齐清洁。冯庸大学的学生早上5时就要起床，洗漱完即到室外集合、升旗、跑步，7时列队吃早餐，用餐时间8分钟，用餐完毕后列队离开餐厅。每天下午军训课后，无论寒暑，冯庸带着全校师生身着短裤背心到操场进行体育锻炼，勉励同学努力读书、锻炼身体。冯庸大学独有的教育理念以及创办方式，直至今日，仍对教育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家庭关系

冯庸的父亲冯德麟，是奉系元老之一，冯德麟出身绿林，后被清廷招抚，任巡防营统带、统领，后被袁世凯委任为二十八师师长。

冯庸与张学良是结拜兄弟，他们同年出生，从小就在一起读书、玩耍，并效仿父辈义结金兰，两人还取了同样的字“汉卿”。

冯庸有过两任妻子，育有六个子女。

第一任妻子名为江锦涛，为北洋军阀江朝宗之女，1918年与冯庸结婚。婚后两人共生育两个女儿，长女不详，次女为冯宝琳。冯庸与江锦涛婚后感情不睦，在冯德麟死后不久，冯庸即与江锦涛解除婚姻关系。

第二任妻子名为龙文彬，是冯庸大学的一名体育特长生，1933年与冯庸结婚。婚后两人共生育三个女儿冯娜妮、冯安妮、冯欣妮，一个儿子冯来为。冯庸离开军界以后，龙文彬认为冯庸“不争气”，两人分居多时后离婚，所生子女随龙文彬赴美国。

冯庸的外甥张文琦，1988年从台湾返乡投资，先后在沈阳、营口市经营仓储业。这些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冯庸和抗日战争相关历史的研究。

轶事典故

重义轻利

1926年冯庸的父亲冯德麟去世，冯庸作为长子清理家产时，将贫困者欠债的债条和典押土地退还。同时，冯庸作出规定，过去霸占的土地房产，凡有据可查，一律无条件归还。过去巧取豪夺的财产，听取原主人的意见，或按实值补差价，或按原价赎买产业。北镇市中凡是有与当地中小学毗邻的冯家房产，一律捐献给学校，冯庸此举当年轰动一时。

组建冯大义勇军

1932年“淞沪事变”后，冯庸组建冯大义勇军，远征上海市。在之前的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冯庸就曾组织冯大学生组成抗俄义勇军，阻击苏联红军。1933年日军侵犯热河，冯大义勇军第三次出征，进行长城抗战，越长城进驻热河凌源（今凌源市）。冯庸义勇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参加实战的大学生军队。

严于律己

陈诚曾拟任冯庸为“国有财产”局长，对于战后台湾，“国有财产”局长是一个很多人求之不得的职务，但冯庸担心稍有不慎有玷晚节，婉拒了此“肥缺”，体现了他一生清廉、严于律己的品质。

旧谊之情

冯庸居赁窄巷，行乘巴士，仍分赠墓地以葬故人，张学（应当为“作”）霖五姨太在台中市病逝，冯庸出面主持丧务，笃念旧谊之情，深为东北同乡所钦佩。”

纪念场馆

冯庸大学历史文化博物馆

2010年9月，由台胞张文琦创办的冯庸大学历史文化博物馆在鞍山市开馆。博物馆位于海城腾鳌镇金甲村，开馆之时，张学良赠送的生日贺卡等众多珍贵且从未展出过的史料将一一亮相。博物馆还展现了与张学良并称“东北两公子”的冯庸的一段不平凡历史。冯庸大学历史文化博物馆由冯庸的外甥张文琦投资兴建，于2009年11月1日正式建成，占地面积1.3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展示面积1000余平方米，是在原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协会冯庸大学历史研究中心10余年的发展基础上建成的，是一座传承爱国历史的综合性博物馆。博物馆内除了展示有关冯庸大学的遗迹和史料，还系统展示东北人民自中日甲午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期间，不畏强权，反抗俄、日侵略的历史。